吴国桢与周恩来，两位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吴国桢留学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作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他先后担任了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以及“台湾省主席”等要职。而周恩来则在接受留法勤工俭学的过程中接触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协助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最终成功夺取政权，并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然而成年后却成为政坛上的对立者，他们关系的演变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戏剧性。虽然关于他们交往历程的文章不少，但这些文章大多并非学术性作品，其内容多源自传闻轶事。本文基于吴国桢已发表及未发表的回忆录等一手资料，力图描绘出吴国桢眼中的周恩来形象，并着重展现两人几十年间友谊与斗争的交织。
一、同窗好友
“至少在两年时间里，我们三人不仅共同度过了大部分的业余时光，还彼此分享着内心的思想和青春的理想”，“我们三人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能达成共识”，以至于旁人常将我们称为“三剑客”，而我们几乎也效仿《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故事。我们的共同见解源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我们三人皆深受儒学教义的熏陶。在吴国桢看来，当时的周恩来“是彻头彻尾的孔子信徒”，他绝对想不到这位同窗将来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周恩来，一位卓越的学子，在中文学习的领域里成绩斐然，荣登班级榜首。他曾积极投身于演讲的竞技场，然而，由于声音过于尖锐，未能充分展现其卓越的演说才华，最终仅获得第五名的成绩。然而，他是一位非凡的组织者，在南开大学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社团——“敬业乐群会”。对我而言，这位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他特别青睐，特地在社团中设立了童子部，并委派我担任部长一职。那时，我养成了记录日记的习惯，他时常翻阅，对日记的内容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在社团的月刊上予以刊登。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演员，加入了学校的话剧社。他外貌清秀，声音尖细，在我们排练戏剧时，他总是被安排出演女主角。他鼓励我也加入剧社，尽管我的演技不佳，没有合适角色的机会，但他巧妙地为我安排了一个夫人的随从角色，这个角色表演要求不高。他扮演女性角色的技艺出神入化，每年南开都会上演一出面向公众的戏剧。他的演技之精湛，以至于常常收到众多粉丝寄来的崇拜信件。
1914年12月，周恩来在丁二班的国文传观中荣获第二名；次年5月，作为三年二班的学生，他在默写国文比赛中脱颖而出，名列榜首；同月，在全校的国文会考中，他又夺得了第一名；到了1917年6月，他在毕业考试的国文科目中同样表现卓越[8]。周恩来对各类课外活动亦充满热情，1916年10月初，在校内举行的演讲比赛中，他一举夺得第五名的好成绩，前四名分别由郑道儒、马骏、段茂澜和孔繁矞获得[9]。至于“敬业乐群会”，这个组织是周恩来与二十余位同学于1914年3月共同创立的，首任会长由张瑞峰担任，常策欧出任副会长，而周恩来则肩负智育部长的重任。随后，周恩来曾先后担任该会的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同时，他还担任了《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5年的夏日，童子部得以增设，旨在吸引十五岁以下的学生加入其中，周恩来负责该部的指导工作，李福景则担任部长，吴国桢则成为该组织的重要干部。
周恩来曾是南开中学剧团的骨干成员，活跃于编剧、导演与布景等各个环节，且多次登台，演绎了多部新剧，最终被赞誉为“革命话剧的先驱”，这一赞誉出自著名剧作家曹禺之口。彼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以反抗封建为宗旨的新剧应运而生，与旧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南开中学戏剧活动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校长张伯苓的大力推动。所上演的剧目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赢得了校内校外观众的广泛喜爱。然而，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尚未开放，男女演员未能同台，女性角色均由男性扮演。周恩来在剧中多次扮演女主角，例如在《一元钱》中饰演孙慧娟，在《仇大娘》中饰演范蕙娘，在《华娥传》中饰演华娥，在《千金全德》中饰演高桂英，在《醒》中饰演冯君之妹等。尽管周恩来只是业余演员，但其精湛的演技不仅使他在天津声名鹊起，更在北京和上海赢得了不小的声誉。实际上，南开的众多师生都参与了这些剧目的演出，吴国桢虽在其中出演，但多扮演配角，如《一元钱》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禄、《恩冤缘》中的烧香小孩等。
身为《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第五期中确实发表了吴国桢的部分日记，并附以长篇的按语。
步入南开园，我融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结识的朋友也日渐增多……然而，能以一颗纯真的心相知，如同手足之情般相待的，唯有两位。一位是李新慧（福景），另一位是吴峙之（国桢）。新慧比我年长三岁，聪慧过人，与众不同。峙之当时年仅十三岁，初入南开时也才十一岁。我与他初次见面便断定他非同凡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才逐渐认识到峙之的才华，完全是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所得。他自幼便拥有与众不同的天赋，加上家庭教育的滋养，经过磨砺与雕琢，终于成为一块美玉。阅读峙之的家训，翻阅他的日记，我深知他修养的纯粹，预见他的未来成就无可限量，不禁感叹，若要成就一番事业，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基石。而且，我对新慧和峙之的友谊，始终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每当见到新慧，总能让我将忧愁转化为喜悦，我们推心置腹，可以畅谈一整天，真是一日不见，便如隔三秋。而与峙之相聚，则是促膝长谈，畅所欲言地探讨学问，欢愉之中透露着庄重，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因此，尽管他们年纪轻轻，却已是我宝贵的良师益友。
文章中所蕴含的情感，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周、李、吴三人之间非同寻常的默契。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天赋、品格以及学识，怀有由衷的敬意，并前瞻性地预见了他这位知己挚友的光明前景。自四五岁起，吴国桢便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甚至能够熟练地倒背《三字经》，被誉为“神童”。周恩来对这位年幼的弟弟所展现出的特别关爱，无疑有着充分的理由。
吴国桢的日记集共囊括了十八篇篇章，字数累计约五千余字。其内容主要聚焦于阅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经典著作的所思所感，以及他在校园时光中的学习与生活片段。在这十八篇日记中，有三篇特别记载了他与周恩来总理的交往，这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吴国桢最早提及周总理的文字记载。
课余之际，我与周君翔宇（恩来）、刘君浩、沈君祖征等同仁，共同商讨关于球队建设与发展之策略。
四月八日，我与会中童子部队的队员们一同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参加筐球比赛。当天清晨七点半，我们从学校出发，共有十一人同行，其中包括担任我们向导的姜更生先生。会长周翔宇君亲自送我至门前，并祝愿我们凯旋而归……
闲暇之余，与好友周翔宇谈论会务之道，翔宇言道：“处理会务，应当秉持开诚布公的原则，对于对会务有益之事，务必全力以赴，方能推动会务的蓬勃发展。”我回应道：“岂止于此，治国之道亦同理。现今袁项城因待人缺乏诚意，以至于身陷绝境，这便是明证。古语有云：‘以诚待人，以奇用兵’，此言岂非至理名言。”翔宇听后，连连点头，赞道：“善哉，你的言论真是高明！”
周恩来谈吐风趣，却对自己的家世秘而不宣，从未透露过有关父亲的只字片语。尽管他频繁造访吴国桢在北京的住所，却仅邀请吴国桢前往过一次他在天津的住处。在偶尔的闲谈中，偶尔能从他口中捕捉到零星的片段，据此我推测他的父亲可能早已故去，亦或是陷入了某种尴尬、难以启齿的境地。[13]基于这一推断，吴国桢得出结论，周恩来或许正承受着某种家庭困扰。[14]
1917年的炎炎夏日，吴国桢在学业未竟之际，毅然决然地先行一步，踏入清华园的大门。与此同时，周恩来在从南开中学领取毕业证书后，亦与吴国桢并肩前行，于1917年8月至1919年4月赴日本深造，期间亦难得有归国省亲的机会。翌年5月，他们一同投身于北京和天津的五四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同年9月，周恩来踏入南开大学的校门，次年11月，他远渡重洋，踏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在周恩来启程出国之际，他们之间的书信和会面依旧频繁。李福景在南开毕业后，亦追随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他投身技术领域，长期服务于京奉铁路，始终未涉足政党和政治活动。吴国桢此后时常探询李福景的消息，但由于自己一直在南方工作，两人未能重逢，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的联系日渐减少，直至彻底失去音讯。
我们三人无疑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境遇既不富裕亦不贫困。我的家庭充满幸福，而周恩来则不然。他是被伯父抚养长大，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一切安好，但我总觉得他内心并非如此平静。显然，他抱负远大，但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未能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不得不自谋生计。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招募了大量能说外语的翻译一同前往，周恩来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出国。正是这场大战为他提供了契机，让他得以赴法，深入到欧洲因大屠杀而引发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从而狂热地信仰了共产主义理论。”至于李福景的情况则另当别论：他承袭了两家血脉，两个叔叔均无子女，他的生活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庇护，人生道路自一开始便已规划好。后来，他成了一名工程师[16]。
二、廿载别离
1921年，吴国桢在清华大学圆满完成学业后，顺利获得资助，赴美深造。1926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荣获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即刻归国。与此同时，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踏上了赴欧的旅程，彼时，他开始接触并深入理解共产主义理念。在此期间，他积极发起并组建了旅欧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回国后不久，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并于1924年重返巴黎。
一位远在美国，另一位游历欧洲，尽管两人已失去联系，却各自深陷于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洪流——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的浸润之中，各自踏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吴国桢归国后，始终不懈地追寻周恩来的下落，只听说他已回归故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在黄埔军校执掌教鞭。有人曾向吴国桢透露，周恩来可能隐匿于汉口，他于是前往汉口寻觅，却未能找到其踪迹。回国之初，吴国桢应张君劢之邀，曾短暂地担任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国立政治大学的教席。然而，他的志向并不在于学术研究，而是投身于政治领域，不久后便在蒋作宾和孔庚的推荐下加入了国民党。在1927年至1928年间，吴国桢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及交际科科长的职务。
一日，吴国桢造访上海法租界的老友，途中在无轨电车上与一位络腮胡须的男子不期而遇。此人的举止和面貌让吴国桢不禁想起了往昔的挚友周恩来。他主动与之交谈，但对方表示并不认识。吴国桢却坚信：
“只听其音，便知是吾友周恩来。”然而，对方仍坚称并非。电车停靠的瞬间，那名男子匆匆下车，未作停留，随即融入人群。这位男子是否真的就是周恩来？如果他真是，为何不愿相认？或许自国共分裂以来，周恩来成了通缉对象，高额悬赏在追捕他，因而担心暴露身份，也怕牵连到吴国桢。但这只是猜测，真实的情形只有历史才能揭开。
自1928年始，吴国桢调任华中地区，并于1932年初临时受命担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蒋介石对这位年轻有为、留学海外的博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便委以重任，任命他为汉口市长。当时吴国桢年仅二十九岁，其官场生涯可谓一路顺风，扶摇直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恩来的命运则大相径庭。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面，他在1927年8月1日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此后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随后，他又转赴江西，投身于中共的根据地建设。
“我简直无法想象，那位既富有理想又充满智慧的人，我在南开结识的那位朋友，竟然真的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18]当时，蒋介石在汉口设立了剿匪总部，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吴国桢的职责之一便是协助清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大量关于周恩来行踪与活动的机密情报，对周恩来格外关注，“尽管我早已洞悉共产主义的真实面貌，对其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然而对于昔日的同窗，我心中仍存有一丝柔情……时常倾向于为他保留一些余地。”[19]
吴国桢经历了极大的心理冲击。1931年，中共一位高级成员顾顺章被国民党捕获，并被迅速送往蒋介石在汉口的总部。顾顺章供出了遍布全国约三十个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指出周恩来对这些组织有一定的控制权，还提及周恩来培养了一支执行党纪的特殊行动队。顾顺章的住所在上海公共租界，由于国民政府无法在该外国租界实施警务，便迅速派遣一支特种部队至顾家，提供隐蔽保护。在这紧急关头，吴国桢的市警察局被抽调了一名警官，但该警官不久后返回，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
顾顺章一家已被“解决”，有目击者称在案发现场看到了一个与周恩来外貌相似的人[20]。这一消息让吴国桢深感忧虑，尽管他多方调查，却始终未能找到推翻这一说法的证据。那时，吴国桢迫切想要弄清楚：周恩来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以及他是如何变化的？直到1937年下半年，他才有机会得知真相——二十年后，两人在汉口重逢。
三、合作抗日
历经长征的艰难与西安事变的波澜，周恩来踏上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征程，抵达了汉口。他不再是昔时被悬赏十万大洋通缉的“通缉犯”，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同时亦身兼“陕甘宁特区政府”及“八路军”的特派代表之重任。
自南京失守，武汉三镇跃升为抗日战线的要塞，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肩负着繁重的政务。一日，下班归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曾来访，并留下了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刻前往旧日租界中街89号的大石洋行，那是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所在地，从而迎来了两人久别重逢的时刻。两人热情握手，举止间流露出彼此的尊重。在吴国桢眼中，“即便时光荏苒，周恩来依旧保持着当年的风采，他的特质未曾改变，岁月与艰难险阻并未在他那平滑俊俏的面容上留下痕迹。”为了重温旧情并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设宴款待周恩来。考虑到周恩来身份的特殊性，或许不愿出席正式的宴请，吴国桢夫妇精心准备了一桌价值十六元的三等晚宴，仅邀请了南开时的几位老友作陪。那天，周恩来心情愉悦，与旧友重逢，畅饮数杯，令在座者倍感欣慰。“当他兴致勃勃地加入谈话时，依旧精神焕发。谈及往昔的美好时光，他的面容总能流露出真挚而恰如其分的温情。” [22]
“我也是。”随后，双方告别。
二十年后，尽管重逢的场面表面上洋溢着欢愉，吴国桢的内心却对这位旧友充满了深深的疑虑与警惕。他在1955年的文字中如此记载：“对于不甚熟悉他的人来说，他似乎依旧如故，然而对我而言，情形却截然不同，因为我深知他的底细。回想起在南开的日子，我总能凭借直觉区分出那位擅长扮演女性角色的周恩来，与那个向我敞开心扉的周恩来之间的不同。而在汉口重逢之际，我察觉到那个真实的周恩来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在交谈中扮演角色的周恩来……”[24]
“我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于是，两人就此分别，后来各自抵达了重庆。据吴国桢事后分析，周恩来当时很可能是在尝试对他进行统战工作。
“除了在公开场合或会议中，我们鲜少有机会见面。”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间的合作关系尚算和谐，但随着战事进入中期，摩擦与纷争频仍，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几乎使两党关系濒临破裂。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对吴国桢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周恩来这人为共产党的老狐狸，尽管如今国共合作，但终究会水火不容。他的立场与我们相悖，是个危险人物，你以后不宜与他过分亲近。”
在漫长的交往与观察中，吴国桢对周恩来在中共内部的重要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29]在他看来，共产党人一般不依靠个人魅力来争取盟友或施加影响，鲜少有人致力于塑造个人的风度和风采。然而，周恩来却与众不同，他凭借其卓越的才华，有力地推动了中共事业的发展。吴国桢曾将与之交往过的共产党人分为沉默寡言、放荡不羁、故作愚钝和紧张焦虑四类，但周恩来似乎并不属于任何一类。他独一无二。
在与毛泽东的对话中，无论他是否开口，都足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共产党人。相较之下，与周恩来交谈，却会让人逐渐忘记他共产党人的身份。在与其他共产党人交涉时，人们常能感受到对方言辞的锋利和立场的偏颇。然而，与周恩来交涉，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认同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在完全理解之前，唯有先相信其言辞，方能体现公正。
四、针锋相对
在探讨抗战时期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互动时，他们的关系可以被概括为“合作中带有微小的分歧”。然而，随着国共谈判的展开以及内战的爆发，两人的立场变得截然对立，仿佛置身于水火不容的境地。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国共两党在争夺中国政权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激烈竞争态势。
“我抵达南京不久，他便亲自拜访了我。那时国民党军队刚刚占领了长春，对于武力占领长春之举，他表达了自己的强烈反对。自然，我站在政府的立场上，那次会谈的氛围并不和谐。”
“此种说法纯属虚构，切勿轻信谣言，以免引发恐慌。” [注33]至10月，周恩来再度造访吴国桢的办公室，向他抱怨自己在外出时常遭遇特务的跟踪。吴国桢则辩称，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周恩来的人身安全[注34]。不久之后，周恩来离开了上海。尽管他们余生还有三十年的光景，但自此之后，两人再也没有重逢。
往昔的上海，坐拥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重要地位，亦成为国共两党激烈角逐的焦点。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较量中，吴国桢屡次挺身而出，直面冲突的中心。因此，他多次将周恩来视为那些“混乱”局面的幕后策划者！在这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中，两人各自为阵，你来我往，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之外，展开了激烈的对抗。1948年年底，随着中共军队胜利的曙光初现，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核心成员，将吴国桢列为战争罪犯。然而，共产党政策向来灵活多变，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与上海之际，周恩来仍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行动。一位吴国桢的留美同窗受命前来传达中共的意图，但怀抱坚定反共信念的吴国桢拒绝了诱降的提议。
“如此重大事件，领导者却未亲临现场，甚至对事故一无所知，这比不上吴国桢。吴在重庆任职市长期间，每当重大事件如火灾或日军轰炸，他都会亲自前往现场。国民党市长能做到的事，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就不能做到吗？”[36]于是，周恩来下令，今后北京发生重大事故时，公安局长和处长必须亲自到场调查和处理。
五、隔海关注
国共内战以中共的全面胜利而告一段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红色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统治着大陆。而吴国桢在上海易手前夕，即辞职前往台湾。为吸引美援，蒋介石在1949年12月任命其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也逐渐成为国民党内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和陈诚的第三号人物。一方要“解放台湾”，另一方要“反攻大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争斗依然紧锣密鼓。根据现有的材料，即使在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时代，国共双方的最高层人士通过中间人仍保持着一些秘密接触，但周恩来却再也没有与吴国桢发生过联系。周可能认为，吴的反共思想既系统又根深蒂固，要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吴国桢也是身怀氰化毒物，一遇不测，便准备随时成仁。
数年对峙的历程中，吴国桢一方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点。在吴氏主政的时代，他深陷于“民主政治”的理念之中，然而，与蒋氏父子的特务统治渐行渐远，双方的冲突愈发激烈。1953年4月，吴国桢辞去了“台湾省主席”的职务，不久之后便远赴美国。1954年2月，他借助美国媒体的力量，对台湾当局发起猛烈的抨击，从此公开决裂。尽管吴国桢反对蒋介石，但他并非亲近共产党，甚至他的反共立场远甚于反蒋。自流亡海外以来，他最初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定居，以撰写文章、发表演讲为业，偶尔还为美国的反共政策和远东战略提供咨询服务。
他旨在揭露周的真实性格，防止其继续阻碍自由世界的进程。一方面，大陆政权易主，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未能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接纳，这使得吴国桢在心灰意冷之余，屡次发表激烈言论。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接受了美国两位知名中国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与韦慕庭（Martin Wilbur）的深度访谈。此次对话主要围绕他在1946年至1953年担任上海市长及“台湾省主席”时期的政治生涯展开。在访谈中，有一节内容特别聚焦于他与周恩来之间的互动，相较于《夜来临》一书中所记录的叙述，其措辞显得更为温和。
“小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洞察历史的真实面貌！”[38]
1965年，吴国桢选定了佐治亚州萨凡纳作为其定居之地，并在州立阿姆斯特朗学院（Armstrong State College）担任东方历史与哲学的教席，这一职位他一直坚守至1974年正式卸任。据其同事回忆，吴国桢曾多次提及他与周恩来曾同窗共读的往事，并常常以此经历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周恩来在处理时政事务时所采取的策略及其潜在的反应。显而易见，即便远隔重洋，退隐民间的吴国桢依旧对身处政坛的周恩来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自1954年退离政坛的吴国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周恩来总理的政治生涯直至1976年1月8日生命谢幕，未曾有任何间断。在这逾二十载的岁月里，他与毛泽东主席并肩协作，几乎主导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革新与经济飞跃，其历史地位与贡献，无疑是公允且全面的。尽管如此，周恩来总理并未将吴国桢遗忘，以下几点足以证明。
其一，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逝世。在随后的悼念典礼中，周恩来对南开大学的校友们深情地询问：“小吴能否重返故里？”[40]
其二，吴国桢的叔父吴经文，在1950年代初期拜访了同乡董必武，寻求援助。董必武一见吴经文，便慨然应允：“既然你是国桢的叔父，我将致信周恩来总理，请他予以协助。”得知此事的周恩来总理，随即安排吴经文至文史委员会任职，直至1976年他不幸离世。[41]
此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标志着中美关系的重建。随后，美国华裔科学家团体返回大陆进行参观，其中不少成员对吴国桢的二女婿厉鼎毅博士有所了解。在北京期间，周恩来亲自接待了他们。在交谈中，周恩来突然提问：“你们当中有人了解吴国桢目前的状况吗？”他连续问了两次。尽管大部分团员对吴国桢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大家都相互观望，无人敢轻易作答。
六、往事如烟
1976年，周恩来同志的离世令吴国桢深感悲痛[43]。全球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悼念文章，而吴国桢则对刊登在纽约报纸上的文章尤为关注，逐一仔细研读。其中一篇文章提及，周恩来同志每次抵达沈阳，必亲自拜访一位老友，或至少通过电话与之联络，这一传统已持续多年。尽管文章并未透露这位老友的姓名，吴国桢却推测此人应是李福景[44]。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乘龙快婿，俞益元博士，自美国返抵北京，出席学术盛会。其时，齐燮元的千金特地前去看望俞博士，因齐燮元生前与俞父交情深厚。她携来一张周恩来与吴国桢昔日的合影作为礼物。此照摄于1917年南开中学春假期间，两位少年同游北京某照相馆，周恩来时年十九岁，吴国桢则年仅十四。周恩来身着薄长衫，而吴国桢则身着童子军制服。周恩来坐于长靠椅之上，吴国桢则立于其后，两人相牵之手，笑容满面，情谊深厚。周、吴各自保留有一张，却后来俱失，而齐女手中的这张照片，其来路亦成谜。
俞益元归国后，将此照敬呈于其岳父面前。吴老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之中，随即在照片背面挥毫题诗一首。
七十年后，再观今景。
兄弟变主。
龙腾虎跃，风雨交加。
途异志同。
志未酬，君成尘。
人生无常，泪洒沙埔。
篇章之中，凝聚了吴国桢与周恩来交往的点点滴滴，亦饱含着吴国桢的哀愁与感慨，他们之间的种种恩怨情仇，如今都已归于尘封。在同期人物中，吴国桢与周恩来这般“同窗却分道扬镳”的个案并非罕见，即便是血缘相连的宋氏姐妹，亦是如此。由于信仰与政见的分歧，她们直至生命的终结，亦未能再聚首。这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悲剧！
吴国桢在晚年对中国大陆的发展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了由衷的赞赏。他曾接受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邀请，计划于1984年9月回到祖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盛大庆典。在此次访问中，他亦计划探访自己与周恩来共同度过的少年时光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然而，命运多舛，6月6日，他在美国的住所不幸突然离世。尽管吴国桢已至耄耋之年，但他回归内地的愿望，并非意味着其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更多的是源于对故土的深切思念，以及对国家富强的热切期盼。正如其夫人黄卓群所言：“尽管他并不认同共产党的理念，但对他所寄望的大陆充满期待。他曾表示，只要持续努力，五十年后，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之一。”
自少年时代起，周恩来便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无疑也是他内心所深怀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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